张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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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张承志早年的作品带有浪漫主义色彩,语言充满诗意,洋溢着青春热情的理想主义气息。后来的作品转向伊斯兰教题材,引起过不少争议。代表作有《北方的河》、《黑骏马》、《心灵史》等。已出版各类著作30余种。以前,我从未留心过女人的头巾。更不用说面纱——使我注意穆斯林女人头上面纱的,是一次无聊的中伤。有人说我主张女人全要戴头巾,抓革命促生产,禁止娱乐活动。我很吃惊,因为我不仅不可能有这样的言论,而且正兴致十足地研究苏菲主义思想,企图探寻挣脱教条束缚的思想和传统的源流。波澜又沉降下去,中伤因为仅仅是谣言,也并没有造成伤害。然而我开始注意面纱了;从南疆八月的骄阳中走过,我望着川流不息的人潮,觉得每个蒙面的维吾尔女人都与自己有关。那真是一种奇特的感觉,当你正对着歧视的时候,你胸中突然涌起了为你并不赞成的事物,挺身辩护的冲动。那是一个令人感动的夏天,我穿过四溢的明晃晃的银色阳光,钻进高插晴空的杨树林。浓荫下幽暗凉爽,心猛然静了下来。再推开漆蓝的小门,土坯花墙里面,葡萄架挡开的一方空间更加幽暗。阿富汗式的雕花廊下,摆着粗糙的宽敞凉床。再进屋,酷热完全被隔绝,凉快地坐在满地优雅的波斯连理枝花纹上,心情因为凉爽,莫名地变得愉悦。然后就看见了她,蒙面的维吾尔女人。那天她谈得拘谨。问到一些较深的知识,她便说,还是问阿吉吧。她穿着一袭宽大的黑绸袍,棕色的头巾垂在胸前,随着她的话语不住抖动。我能感觉到她呼吸的气流,被显然是高高的鼻子挑起的褐色面纱,在轻微的抖动中把一个个词句分开连起。四壁和地上都是浓郁的地毯图案。汗珠在皮肤上凝住了,我不顾擦汗,怕扰乱那和谐的维吾尔气息。面纱隔开了我们两个民族;我想最好的做法就是平常地对着它的遮挡,若无其事地寻找我们两族人都喜欢的话题。只有当我请求和她一块留影纪念时,我才提到了她的头巾。若戴着头巾,能允许我和您照一张像么?这张照片如今被我珍藏着。画面上我戴着她的阿吉丈夫的有四瓣绿叶的小白帽,怯生生像一个进了叶尔羌汗王宫的青年。而她黑袍褐巾,胸前紧紧搂着一册巨大的红皮书。我的神情,她的蒙面,都小心地注视着镜头,认真地望着临近的瞬间。离开后很久,我几乎失明了,视而不见地穿行在多姿的杨树巷子、以及蜿蜒的土坯花墙街区里,我的视野里只有满溢的波斯图案,还有那神秘的蒙面巾。一年后,我选的是稍稍凉爽的秋天,那漆蓝的小门又出现在我面前。推开门时,我听见一个女声惊叫了一个词——仍是蒙面的她,身边有一个高高身材的女儿。她急促地说着,飞快地给我们端来茶和馕,麻利地收拾着地毯上的东西。我看出她真地高兴了;因为我感到她要表达的,恰恰是无从表达的懊恼。我是随着她的阿吉丈夫一块来的。不过这并非主要原因。要紧的是主人和客人中间窜进来一只叫做信赖的兔子,它弄得我们都莫名地兴奋了。可以大开照像戒。这回不再是谨慎的两张了。在廊下,在静谧的小院,在真正的天方夜谭的风景中,我们拍了一张又一张。她快乐地换了鲜艳的裙子和西服上装,褐色头巾在胸前一摇一晃。阿吉激动了。是不耐烦转译的费时,还是他相信更直截的交流?他粗声地独自吟唱起赞主辞:“俩依俩海——印兰拉!俩依俩海——印兰拉!……”吟到尾音时重重地把头摇向左胸。他们的高身腰的女儿肤皮微黑,她不蒙面,发髻上束一条红花手绢,与银须飘飘的虬髯父亲,与褐巾遮盖的母亲各各不同。当然吃了她俩亲手拉出来的拌面。这地道的喀什噶尔女人手制的面条,当然白细韧长,嚼着色浓味重。但是我觉察出他们生活的窘迫,拉条子端上以后,我在细嚼慢咽之间,发觉他们只是注视着。那么就是说,这精致的面食依然只供待客。饭后,阿吉送女儿回婆家,戴面纱的女人急急倾诉起来。我们已经是亲戚,以后希望你们全家都来。这里你们已经熟悉了,你已经了解我们。这块衣料不好,但是请你一定带回北京,代我送给你的妻子。啊,若是我能够朝觐,那我也许会在北京看到你们……黄昏在那一天降临得那么迅疾,映在地毯上的庭院杨树的婆娑疏影,已然是渲染的黑色。她显然意识着时光的短暂,想尽量多表达一些。而我则只能点头。我不会给她讲述关于面纱的闲话,那会玷污这难得的一刻。对于我,如此一刻贵重无比,与一个民族的相遇,与一种传说的接触,眼看就要结束了。回到北京已是岁末,我小心地包好了洗印好的照片,又包上了一本精致的经典,用摹仿的维吾尔文和汉文写好地址,给他们一家寄去。同时寄出的还有几包,都是那一年在南疆结识的“一千零一夜”里的人们。仔细核对了邮政编码,亲眼看着邮局人员收下以后,我就不再操心。礼貌已经顾全,更多地也再难做到。曾经想找民族学院的朋友帮忙,给他们写一封维文信,想想又觉得未必妥当。接着世事工作,人渐渐忙乱起来,心思便引向别处了。如同默契,他们也都不再写信。两个月之后,有一封信寄来。它夹杂在许多信刊中间,我不经心地撕开封口,习惯地向外一抽——一帧她们母女的全身照片,拿在我的手中。她没有蒙上面纱,穿着一件新大衣,静静地站着,一双苍凉的深目注视着我。这是一位中年的维吾尔妇女,平凡而端庄,正如常常见到的一样。一瞬间我感到强烈的震动,心里一下涨起难以形容的感受。我从未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她的表达出人意料,她的行为背后的逻辑耐人寻味。她用摘下面纱的方式,传达了严肃的信赖。我凝视着照片上那典型的维吾尔脸庞,却觉得看见的是他们的心情。受到信任的惊喜很快变成沉思,我回忆着两年来的风风雨雨,回忆着我在她们面前的举动。一幅面纱掀起,那时的一言一语突然闪光,有了含意。是的,对于可以信任的人,面纱头巾可以除去。纱巾只是女人的传统,只是文明的传统,当你懂得尊重这传统的时候,纱巾就为你掀起来了。我把三帧照片并排放在一块,久久地端详着。我不禁笑了:确实,我不知道在露面与蒙面之间,究竟哪一种更美。我只知道,能够体验这样一个始终,能够让照片编成这样的奇遇,是我个人履历上的一件大事。它远比那些出名得奖之类,更具备成功的性质。难的是,下一步,我该做些什么呢?1983年至1984年之间,我曾经以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特定地域研究计划”合作人以及东洋文库外国人研究员的身份,在日本进行过为期一年的东北亚历史研究。无疑,在东渡之前,我也有过一份与日本文学界以及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界交流的愿望。甚至可以说,那是一份热望;我曾盼着自己的文学因这一交流而长足进步,我在内心里对这一目的寄托了远较研究学术研究更多的幻想。但是,在异国感受到的真实粉碎了我的幻想和希望。到了后来,事情发生了极端的变化,我不客气地拒绝了一个个电话,并且公开申明自己不愿意与日本的文学界、特别是他们的中国文学研究界接触。时至如今,我不仅仍在暗暗庆幸自己的这一变化,而且还暗暗确认了一个非理论的认识,即认为当代优秀的中国文学是不可能与外国人交流的。为什么呢?除开诸多不属本文范围的原因之外,我想指出的一个问题是:美文不可译。我以为这个与翻译学基本目标和理论相抵触的认识是正确的:无论是书面语(包括文学语言)或是口语,一旦在他们表达着使用者和使用民族的心境、情绪、特定意识、弦外之音、独有的生活、基于传统和文化的只可意会的心理素质的时候,它们就是很难甚至是不可翻译的。能够翻译的只是表面;只是大意、对应或比喻。翻译过程中的精益求精和刻意求真只能导致一个泥潭,站在两片文化之间束手无策的泥潭。容易翻译的语言都不是上述那种传神的东西,它们大约是机械的(如自然科学、含义准确的文牍)、平庸的(如低质的文学作品)或狭义的。可以说:传神的或有灵气的语言不可翻译。翻译学顽强地与这一命运搏斗着。而他们的劳作之间还有一个被忽视的问题存在:对翻译对象的尊重。在不存在尊重问题和问题已经解决的例子中,如对李白的诗,《水浒》、《红楼梦》,鲁迅着作的翻译中,醒目的现象是译家风起,译本不绝。如《水浒》的日译本已多达数十种,而且看来还会继续增加。这说明,后来的更严肃和更自信的译家总认为,伟着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地被翻译。这又说明,脍炙人口和流芳百世的现象背后,实际上还存在着某种非文学的原因。在尊重问题远远没有解决的时候,比如外国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译介,我敢断言,他们出版给外国读者的大多只是一些平庸的故事而已,甚至只是一些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情报信息。真正优秀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或不被他们所选择,或他们没有翻译和理解的能力。幸运的被完整介绍和渲染鼓吹了的恰好是一些次品。这些作品本来不属优异之作,他们的语言无底蕴无深味,甚至干瘪得删删漏漏也无妨大局,兼之肤浅的的政治思想内容和呆板的形式,于是正好与那些政治兴趣甚浓而艺术素养甚少的外国专家相映成趣,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更可悲的、在国外的中国当代文学形象轮廓。而事实上,与此同时,当代中国文学却正在文学化、艺术化,正在迅速地发展着。与我有关的是前面引出的一个概念:美文。母语的含义是神秘的,我其实是在很晚以后,才多少意识到自己属于中国人中间的一支特殊血缘——因为回族是我国唯一的一个外来民族。然而一支异乡人在中国内地、在汉文明的大海中离聚浮沉,居然为自己重新选择了母语,——这个历史使我感到惊奇。在文学创作的劳动中,我至今还没有机会写一写使用这种语言曾带给我的种种美好感受。我记得我曾经惊奇:惊奇汉语中变幻无尽的表现力和包容力,惊奇在写作劳动中自己得到的净化与改造。也可能,我只是在些微地感到了它——感到了美文的诱惑之后,才正式滋生出了一种祖国意识,才开始有了一种大人气(?)些的对中华民族及其文明的热爱和自豪。也许一篇小说应该是这样的:句子和段落构成了多层多角的空间,在支架上和空白间潜隐着作者的感受和认识,勇敢和回避,呐喊和难言,旗帜般的象征,心血斑斑的披沥。它精致、宏大、机警的安排和失控的倾诉堆于一纸,在深刻和深情的支柱下跳动着一个活着的魂。当词汇变成了泥土砖石,源源砌上作品的建筑时,汉语开始闪烁起不可思议的光。情感和心境像水一样,使一个个词汇变化了原来的印象,浸泡在一片新鲜的含义里。勇敢的突破制造了新词,牢牢地嵌上了非它不可的那个位置;深沉的体会又挖掘了旧义,使最普通的常用字突然亮起了一种朴素又强烈的本质之辉。这是绝不是单讲文字,更与文字游戏无缘。这一切不仅囊括了包括情节、典型、主题在内的角角面面,而且包容着和表现着作家的全部人生体验、真知灼见和文化修养。叙述语言连同整篇小说的发想、结构,应该是一个美的叙述。小说应当是一首音乐,小说应当是一幅画,小说应当是一首诗。而全部感受、目的、结构、音乐和图画,全部诗都要倚仗语言的叙述来表达和表现,所以,小说首先应当是一篇真正的美文。这样的美文是不可能翻译的。但是我应该放弃偏激的立论退一步说,这样的美文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能为翻译:那就是当彼岸的翻译者具备着同样的文学气质和修养,具备着另一种语言的美文能力,特别是具备着共同的或共鸣的理解和体验,具备着同样强烈的激动的时侯,翻译或理解就是可能的,而且可能是出色的。何止国际之间,即使“同文同种”的国内也是一样,有时相互理解,即相知的困难甚至使人急得想去找个翻译。对于一种真正的美文来说,有时孤独是难免的。但是所以谈到孤独这个概念,还远远不是指的这些理解问题。对一种艺术或理想来说,特别是当它身上折射着某种文明在质变、民族在抉择、历史在取舍的时刻的光彩时,它不可能奢求热闹。就像尖兵在荷戟前进,就像口语在突破书面语,以及文学语言在突破语法一样,所谓美文是一头突入沙漠的骆驼,永远需要一种坚忍、淡泊和孤胆的热情。何况,如果作品真的是那样的美文,那么作家就会在疲倦中得到安慰、自豪和激动。他会觉得这样的作品比生活更美,比自己更美,他会觉得此生因为追求过这样的作品而毫无遗憾,他在感受着自己生命的火焰渐渐暗淡的同时,也满意地看到这生命又在那些作品中活泼地闪跳起来。在那里活着的生命不再是微弱和暴露的,在水帘一般透明而又难以穿透的语言背后,在真正的文学艺术的躯体内部,他会觉得那生命奇异地强大了。还有一个自我判断的问题。纵观历史指点江山都是容易的,但是,如果真的在自己的文学中寄托了一切,那么判断自己的文学就会是一件严肃而艰难的事。我们这一代年轻作家由于历史的安排,都有过一段深入而艰辛的底层体验。由于这一点而造成的我们的人民意识和自由意识,也许是我们建立对自己的文学审美和判断的重要基础。换句话就是说,继国际、国内的例子之后,现在谈到的是对自己“翻译”的可能性问题。这个问题无法说清。也许自信是一种关键。也许理论是一种关键。我只能说确实有一些可悲而且可笑的“自我感觉良好”的例子存在,而且自己本人如果也是其中一员那才是最可悲和可笑的。而且这无异是估计未来和猜测未来;在这个问题上过分费脑筋是没有必要的,作家的创作更重要的依据是感受。这又是一个沙漠。但是,我们毕竟有了人民和自由这两种意识做基础,我们还可以不断地体察生活、领悟历史、捉摸艺术。我想说的只是,在我只能循着命定的方式追寻我观念中的美文的过程中,我希望自己耳中总能听见人民和历史的脚步。我企图用听见的这种声音矫正自己的方向和姿势,把被动和主动调和起来。沙漠又并非只是苦行和灼烤。在沙漠中,不仅有绝对的驰骋的自由,而且还有美丽的海市蜃楼。海市蜃楼就是梦,我以为梦对于一个作家是很关键的,也许,梦也是人类进步的一个动力。梦这个字眼儿在文学中已经用滥了,我讲的梦是另外一个概念。我以为,二十世纪末的世界历史已经证明了多次:梦的信念,梦的追求,乃是一个民族、一个人、一个青年、一个作家最宝贵的财富[RENWUGUSHI.COM]。日本是一个古怪的国度:数不清的人向它学习过,但是后来都选择与它对立的原则;数不清的人憧憬着投奔过它,但是最终都厌恶地离开了它。它象一个优美的女人又象一个吸血的女鬼;许多人在深爱之后,或者被它扯入灭顶的泥潭深渊,或者毕生以揭露它为己任。百年以来两度侵略战争过后,尽管那么多的亲日派还活着,尽管一代代地在青年中被培养出了那么多的媚日派,作为中国的基本舆论和心态的一个外观,就是人们对日本的普遍反感。今天,简单的说,我欣赏中国人对日本的这种反感,哪怕是嘴上的不服气。这不科学,也不认真,但是多少有着一点正义。是否应该认真一些地归纳一次呢?我觉得应该也有必要。如果对于一个国家的认识只是昔日的仇恨,如果对于一个扩张的殖民主义传统只是反感而已,那么肤浅的反感是可以只隔一夜就变味的。从偏激地排外,到媚骨酥软变节卖国,其间只隔着一层纸。从挨人欺负而膨胀起来的狭隘民族主义,到对内大汉奸主义对外大国沙文主义,也只有一步之遥。在批评人家的时候,特别是当这不是牢骚和取笑攻讦,人家也不是鸠山而是一个民族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应该学会严谨。但是放弃批评更危险。半个世纪后的事实证明,蒋介石宣布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款时的名言,即所谓“以德报怨”,是错误的。在今天,日本的媒介几乎言及中国必怀讥讽,日本的许多人提起中国语必不恭。不是为了自尊,而是为了正义,可能有几件事值得一提。我也相当长期地在日本滞留。所以用滞留一词,是因为日本希望外国人只用这个词来表示他们的居日。根深蒂固的对岛国之外一切的恐惧,使日本的及其善良的国民总是小心翼翼地盼望外人最好快点离开。于是代表他们国家的警察和入国管理局就露出了狰狞的脸。据我个人的但是真切的感受,日本最可憎的两大物,一个是GOKIBOLI即一种大臭虫;另一个是简称“入管”的入国管理局人员。岛国的闭塞性,是一个老得起茧的话题。据我看,他们一点也不闭塞;倒是文化小国的恐惧心理,酿制了日本的排外气氛。这首先对他们自己是可悲的:因为有着大量真诚的日本人渴望和世界交流,为了洗刷他们历史的家族史上的侵略者的淋淋血滴,他们做了不知多少努力。我总觉得,作为中国人,不知道日本红军的故事,是可耻的。日本红军的原称是日本联合赤军。用最简单的方式解释的话,日本赤军是在60年代波澜壮阔的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群众运动失败以后,包括其中的“日本红卫兵”学生运动失败之后;不承认这种失败现实的一部分日本青年拿起了枪。他们的纲领和目的,非常清楚地讲明是:建立世界革命的根据地,实现革命的武装斗争,打破对中国的反动包围圈,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一切革命的和正义的斗争。他们多次阻截过日本首相的飞机,企图制造反对日美勾结包围中国的舆论。他们劫持大型客机甚至占领大使馆,借此成功地救出了被捕的同志。他们抢劫枪店和警察,其实至终也没有什么武器——浅间山庄枪击战,主要是用猎枪打的。他们逃到中东,在那里直到今天还在为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存而战(这是一个对巴勒斯坦问题的非常深刻的注解)。他们使用土造的定时炸弹,袭击美国基地和美国大使馆。他们计划和实施过各种各样的对驻日美军的拼死袭击,包括用火焰瓶烧美军飞机和机库。被当代西方国家体制称为恐怖主义的日本红军的行动,其实是伟大的60年代开端的左翼运动的一部分。在越南战争发展到美军把战火延烧到老挝时,他们决心扩大包括抢劫银行在内的武装斗争。而同时的日本,着名的三里反对机场建设斗争已经如火如荼,农民,学生和左翼活动家们组成了28000余人的队伍,建筑堡垒,遍挖战壕,把身体捆缚在木柱上,与两万多警察决战。在冲绳,由于美军占领军的军车交通事故(美军车轧死一名孕妇,但被美军事法庭判决无罪),冲绳人愤怒了。在以前的侵略战争中,20万冲绳人死于战火,包括日本军的屠杀。冲绳是日本领内的一个特殊的反体制的岛。在意义重大的激烈的民众蜂起中,73辆美军军车被愤怒的群众烧毁。1971年,美日冲绳条约签字;一次就有92000日本人投入游行,其中837人被捕。再举一例:东京左翼学生抗议集会中被警察袭击,被捕数惊人地达到了1886人。日本红军派是这种正义的人民运动的产儿,在风起云涌的正义左翼运动中,日本赤军的青年进行了43件炸弹攻击。事实上是使用过炸弹312个,爆炸成功的仅44枚。——无疑,我们中国今日的风流一代看了上述句子,一定会捧腹大笑或忍俊不禁。而我,当我读着他们至今仍严肃地记录下的这些句子,和他们为实现这些幼稚的思想而作出的赌命行为时却几次忍不住要落泪。一个名叫坂口宏的年青人最近出版了他的珍贵回忆录。他是死刑囚。1971年,他和他的战友在浅间山庄拘质笼城,与警察进行了震惊日本的枪击战。他在浅间山庄陷落时被捕。回忆录中他平静地回顾了赤军的历史。我边读边琢磨他的我很少见过的,平静恬淡的笔调。他们走过了复杂的路,我也读得心情复杂。但是,当回忆讲到国际形势,讲到他们不惜用一条命夺一只路口警察的手枪,不管狭隘的日本地理在山岳地带设置营地,决心采取了最激烈的武装斗争方针——从此也在事实上加快了毁灭的步伐时,我读到了下面一段:1971年1月30日,美国在严厉的新闻管制下,使西贡军侵入老挝境内;从而使战争扩大于整个印度支那全域。在激烈的战争发展之中,中国的周恩来总理一行到达河内,他使用了最大限度的表达——如果美国继续采取更大的侵略行动的话,中国将“不惜作出民族的最大的牺牲”——宣布了对北越和老挝解放势力的支持。我记得这一小段往事。甚至连“新闻简报”上的周总理的英俊大度的风貌都记得。读时,我突然一阵鼻子发酸,不知为什么。它记载了一个昨天的我们的中国。那时的我们和中国也许充满悲剧和充满错误,但是,就象周总理和毛主席象征的一样,我们是那么的正义,6勇敢和富于感染的精神力量。当时有不少红卫兵越境去越南,投入了抗美援越的战争。当时的北京人,应该都去天安门参加过示威游行。是我们,是中国革命有力地影响了他们。可是必须说,又是他们勇敢地支援了我们。日本赤军派审判结束后,出版的几本回忆录里,比比皆是他们昔日要“打破反华包围圈”的初衷。关于他们的行动,早就应该有人厚厚地写过几本书。可是在我们的接受日语教育的大军里,没有谁有这么一份正义和血性。那么我来干,尽管我只有写如此短短一篇的精力。尽管,我仍怀有一点奢想:我盼望我的文章换来专业的详尽介绍,改变我们对正义的可耻沉默。不久前听到一句新闻:旷日持久的日本教科书诉讼以原告败诉结束了。我马上想起了一盆翠绿的万年青。那盆万年青,是我赠送给一个日本老人的。在外国,我专程拜访一个人,而且见到后表示并无他意,仅仅想向他表示尊敬然后就告辞的经历——唯此一次。那老人惊人的瘦弱。在一米五左右的瘦小骨架中,隔着衣服觉不出他身上还有肉。我不详地想,他不会再活多久了。但我还在沉默之间是他先开了口。他说,据诊断他身上一共患有七种病,他呵呵笑着。我不愿再看他那真正是骨瘦如柴的形容,只管把刚刚从花店里买来的万年青送过去,讲解了一些中国人对这种盆栽的常青植物的吉利说法。喝过一杯茶后我告辞了。我想,除了我大概没有谁这样做,但我一定要这样做。着名的日本教科书诉讼案,是以家永三郎老人一个人为原告,以日本政府为被告进行的。这件事又是很难简单讲清——原谅我又要攻击我们亲爱的知识分子,我真不知道为什么凡是对祖国干系重大的事,他们就一定不介绍。即使低能也不是能解脱的解释,因为有些事作起来很简单:只须翻译些不难的资料(不是他们不懂的文学语言),也不犯忌。事情是这样的:日本政府审定中学教科书时,把对中国等国的侵略一词,改为一个汉字写作“进出”的词。这个词很暧昧,只能译为“进入,扩展,挺进”之类的意思。当然,修正不止如此一处而已,从用语到史实,日本政府的文部省(教育部)竭尽了掩盖,否认,粉饰战争罪行的全部吃奶之力——然后一届届地教他们有点傻的学生。东京教育大学家永三郎教授出于正义,勇敢地向日本政府文部省提出起诉,这就是长久以来,久久地震撼着日本的教科书诉讼案。此外,日本取消了原东京教育大学的建制并建立了一所唯一由日本文部省直接领导的大学——筑波大学,家永三郎取道清洁,也毅然辞去了大学教授之职。诉讼案漫长地持续着。谁都知道,一人对政府的案子会有什么结果。笃信民主主义的人也许对家永三郎胜诉报有过希望,然而我想,日本不会出现这种结果,那里是一个透明的尼龙监狱。日本,也许它的憧憬永远只是脱离亚洲充当西方一员。也许,它的导师,永远只有使侵略和殖民主义成为了世界秩序的英吉利。它的逻辑是,怎么美国和澳大利亚不骂英国侵略呢?如果当年“进出”到印度的是日本;如果当年“进出”了香港,如今世界还不是老老实实地接受现实?挨了原子弹还不让说“进出”,本来已经早早就“进”了日本的韩国不但又出去了,而且还禁止日语的文化运动!君不见大闹台湾独立的民进党已经在讲“日本对台湾的五十年殖民统治是重要的”,而且中国留学生的报纸也在这么宣传!世上确实有一种谁都知道,但谁都不讲出来的东西。它使世界成了如此景象。日本教科书诉讼案反映的就是这样的本质。家永三朗以一人之身向国家的宣战,伟大之处不在他的勇气而在他坚持的正义。于是我选定了那盆万年青。这桩案子耗日持久,官司打了约30年。家永诉讼案中牵连了广泛的哲学,历史,法律和思想领域的命题,可惜的是中国民众并没有听过几句介绍。真正惊人的,我觉得还不是家永三朗的勇气学识;而是日本政府的寸土不让的顽强态度。侵略已是天下皆知,已是常识,但日本政府却坚决要把它从课本上改掉。事实上就是被改掉了,今天日本中学生在学校学着的历史是:他们的前辈曾经“发展”到中国和半个亚洲。此事八十年代初曾酿成以韩国为首,席卷了香港,新加坡,台湾,中国大陆的声讨日本的风暴。风暴过去了,时代也过去了。两三年前听说,教科书诉讼案以家永三朗败诉结案了;后来又听说诉讼还在继续,不知究竟发展到了怎样的地步。我们的电视台和日本的电视台一样,对此事一字不提。最后在电视上听过家永三朗的简单表示,他说要彻底地争到底。诉讼案已是千丝万绪难以概述。世间已经差不多忘记了它,即使家永三朗还在呼吁但是人们已经听不见。一片无声,这个纷争之角已告沉寂。我从这无声中深深感到了一种无义。时代和人对义举的冷漠,比什么残酷的判决都可怕。我有时偶尔想起那年我送的那盆万年青。事隔久远了,无论那盆植物还在不在,今天我觉得万幸,觉得自己那一天做得正确。那盆万年青非常结实,叶片鲜绿肥嫩,枝干又粗又硬,阳光浴满的时候,它抖烁着耀眼的绿色光芒,充满生命质感。它纵使渺小,但也是一份小小的意义。——在那种不说出口的阴暗心理中,他们在等着家永三朗的死。拖了30年,老人已是八旬。谁都想到了这一点,但是谁都不说。老人无疑也会常常想到这一点,也许,他有时也被阴影笼罩。那一天,当我送去了一盆植物时,当他听说有一个中国年轻人只是要向他表示——中国并非没有人理睬他的诉讼,当他发现那个中国人放下那盆植物就一去不返时,他会感到阴暗多少被平衡了一点么?在新殖民主义正在逼近世界时,给殖民者阵营里的反体制派以正义,就是对新殖民主义的抵抗。世间正呱噪着合资合文,友情生财。但是,宿命的是,我们和他们之间,今天的关系形式,很可能只是战斗。重要的是,不管世道怎样得胜,正义仍会象常青的生命一样,不断生长,不会决断。哪怕彻底地孤立,哪怕只有一个人。浪迹天下,人会走过许多有缘分和没有缘分的地方。我从来不觉得自己与日本有什么缘分,特别是当它作为国家正处于一个歧视中国,并且恶意地盘算中国的时代的时候。但是对人和民族不能简单臧否,有时一群人或一个人就能平衡一个民族的形象。我不是什么日本研究者,我对日本的兴趣远远没有对波斯和巴格达繁荣的西亚,对哈萨克的天山,对未知的安第斯山脉,对我的黄土高原那么息息相关和感情深重。但是由于没有人写,那么我必须最低限地写一些有关日本红军,关于教科书诉讼,关于高桥和的文学,关于冲绳的历史。而关于日本赤军的介绍不仅如此而已。他们也有复杂的一面,但唯他们是中国的以命相托的支持者和挚友。对这样的挚友的失义,会万劫不复地失去支持。世间有一个关于日本的传说,基本是误解。因为不仅要概括日本的味儿,讲清楚各种对我们很重要的,其他民族的传统和血统,情调和气质,更必须讲清楚恶和美。据我看,只有他们的行为,才称得上代表了真正的日本味儿。那种孤胆的,无望的,疯狂的战斗,潜藏着一种使人回味不已的唯美精神。他们的斗争只可能失败。只有在精神上,他们的一切才具有意义。一本本地读着,我体味到,在他们的轨迹中,与其说贯穿着争取胜利的努力,不如说充满着对于极限和纯洁的追求本能。借这篇想了很久的文章,我总算多少还了心中的一个夙愿,或者说,减轻了一点负罪的痛苦。从一开始读到赤军的资料以来,这种负罪的感觉折磨了我很久。同时,我也大致地写清了我理解的日本。我想,我学习了它的优秀,也做到了对它的对立。我开始了对它必须的宣战,更深深地感知了它的美。写到这最后一笔,我觉得异样的轻松和舒畅。

【全文完】